<input id="obhxi"></input>

<acronym id="obhxi"><legend id="obhxi"><blockquote id="obhxi"></blockquote></legend></acronym>
  • <acronym id="obhxi"></acronym>

        <output id="obhxi"></output>

        <output id="obhxi"></output>

        您當前的位置: 首頁 > 歷史文化 > 歷史文集

        張穆絕仕思想探微

        陽泉市政府 www.at388.com 2012-11-28 16:42 來源: 放大 正常 縮小

          張穆,初名瀛暹,字石州或石舟、碩州,晚號靖陽亭長,清代山西平定州大陽泉村人。他生于清嘉慶十年(1805),卒于道光二十九年(1849),一生大半在北京度過,是當時名滿京師、譽飲天下的大學問家。
          說到張穆的學名之盛,張家的姻親,曾做過三代帝王(道光、咸豐、同治)師的祁雋藻相國說:“海內志俊想望風采,躡屣納刺,載酒求奇者,幾無虛日。”和張家三世通好的程春海司農看過他的文章,贊許他得了漢學淵源,說:“東京崔蔡之匹也。”已經致仕還鄉的太傅阮元見到他的著作,慨嘆說:“二百年無此作也。”呂文節侍郎說:“為文不經石州訶斥訂正,未可示人也。”陳頌南給諫以率直名天下。他看到誤國之臣琦善、奕經、文蔚重登高位,大為不滿。于道光二十三年(1843)慨然具奏,說:“琦善等三人起用,為刑賞失措,無以服民。”道光帝采納了他的意見,并贊揚陳給諫“敢亢直言。”那篇著名的札子,就是由張穆代為捉刀的。京師之地百官如云,文士如海,陳頌南獨獨肯向張穆低首下心,說:“令斯人著獬豸冠,樹立過吾輩遠甚!”
          張穆學識如此、膽識如此、卻終其身未能完成舉業,終其身未能走進仕途一步,而做了一名名士。
          中國封建時代,莘莘學子多奉“學而優則仕”為信條,雖凡夫俗子也知“金榜題名”是人生一大樂事。歷史上學業有成、仕途通達的是有的,如祁雋藻,那是名宦。仕途多舛、無心仕途的,或徜佯于山水之間,如李白;或歸老于林泉之下,如陶潛,這是名士。張穆是名士,然而他不肯象李白那樣去做“謫仙”,用他自己的話說,“愧乏神仙姿,頓遭蓬島謫”;他不肯象陶潛那樣來它個“胡不歸”,用他自己的話說,“我歸知無時,憑君遞好音。”在他三試無結果的時候,反倒從臨時寄住的太原會館遷出,在玄武門外賃屋而居,做了長期在北京待下去的打算。他心里燃著一團火,他就是要在這京師之地的人海中顯示自己的存在、證實自己的價值。
          張穆就是張穆。他一生有三累:一是家累;一是名累;一是性情累。這就注定了他無法成一個名宦,而作為一個名士,也必然走出一條不同于李白、陶潛的人生道路。
          張穆生在一個一門書香,兩世官宦的家庭。從他的祖父說起吧,祖父張佩芳是乾隆丙子年的舉人,丁丑年聯捷進士。曾官安徽歙縣、合肥縣知縣,鳳陽府壽州知州,泗州直隸州知州,庚寅、甲午兩充江南同考官,晉封朝議大夫。一生著作頗豐。張佩芳為官一生,沒有給這個家庭留下多少恒產,倒是留下幾萬卷的圖書。有一天他把幾個兒子叫到跟前,說:“汝輩能讀書,吾雖貧樂已。”就在他臨終時,對孩子“猶諄諄勖以勤學。”張穆的父親張敦頤秉承乃父遺教,苦心攻讀,學業有成。就在祖父張佩芳去世后的第八年,父親張敦頤得中辛丑科拔貢舉人,又中辛未科進士。歷任翰林院編修、記名御史、治河方略館纂修、武英殿纂修、文穎館纂修、丙子直省鄉試磨勘官、丁丑殿試收掌官、戊寅福建正考官。張穆兄弟四人。長兄開暹,仲兄晉暹,三兄麗暹,穆名瀛暹為乃四。四兄弟齊心向學。三兄麗暹10歲,已能背誦《周官》無一錯訛,書法也頗見長進。張穆6歲時,有一天父親拿了麗暹的習字給他看,說:“汝能作此書,當重賞汝。”
          張佩芳勸子讀書;張敦頤專在學業上啟導孩子爭先恐后。兩輩人教育孩子的方法都是:學而已,何必曰仕。這是因為這種家庭里的子弟,只要掌握了很好的學問,入仕乃是自然而然的事,正無須明明道破的。如果把張穆的一生當作一場戲,以上就算是“序幕”吧。

        (一)
          張穆11歲(1815)上,生母王氏去世;14歲(1318),父親去世;19歲(1823),繼母又去世。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里,這接踵而來的三重打擊,幾乎把這個恒產原本無多的家庭置于死地。不過,四兄弟還算努力,就在張穆24歲(1828)時,家庭景況出現了一星轉機。據《石州年譜》記載:“戊子科試,瀛暹忝列第一,而兄(晉暹)第三,同時食廩餼,三兄亦入郡庠。一門之中蒸蒸有起色矣。”
          兩兄弟同食廩餼,這意味著這個家庭一年可進九兩六錢銀子或者更多。然而,長兄開暹還是樂不起來。《年譜》又記:“(開暹語諸弟曰)‘兄弟十年之內,三攖重戚。今雖死灰有復燃之機會,曾不得奉觴上壽,一笑相樂,可痛孰甚。且即以科第論,筇大夫鞅掌王事,齊志以歿。所有待于后人者,尤非區區一衿遂克。仰酬先志’。言訖泫然。瀛暹謹志不忘”。
          在當時的社會里,秀才還不能稱“老爺”,一襲黑領的衣服還不能算是“著獬豸冠”,入仕才是兄弟四人的共同愿望。
          張開暹把必仕的希望首先寄托在張穆的身上是有道理的。父親在北京做官時,張穆和大哥都跟隨父親在官邸,就近受到良好的教育。父親去世后,繼母李氏又曾帶張穆去北京,住在潞河督署表舅倉場侍郎莫寶齋家里,跟著吳樸庵先生讀書。他的學業是在北京完成的,根基比起三位哥哥要扎實得多。張穆既然“謹志不忘”,也就產生了必仕的思想,抱定了必仕的信心。
          以上是張穆人生戲劇的第一折。這時他的心態是躍躍欲試。

        (二)
          張穆一生參加過一次朝考,兩次鄉試。
          張穆參加朝考在道光十二年(1832),當時他28歲。他是以優貢的身份去參加朝考的。當時,表舅莫寶齋已經告老回紹興老家去了。他住在北京的太原會館。然而這一次的朝考,他失敗了。不過,他取得了一個正白旗漢教習的職位,可以得到一筆正當的收入,支撐他在北京繼續待下去。
          道光十七年(1837)恰值大比之年。張穆具備優貢的身份,于是決定回山西參加鄉試,那年他33歲。在他成行之前,和張家有通家之好的程春海侍郎送了他四首詩。程老先生在《送張石州歸里五古四首》中,對年輕的張穆表示了應有贊賞,對張穆回太原參加鄉試表示了良好的祝愿,也于言詞間分明指出了他“公然一第艱”的原因,在于其從學的“門徑”有問題;在于他在“博覽”中沒有解決好“徑衢”和“經歧”的關系。對“經”文的各種觀點還在腦子里打架,搞得自己困憊不堪。一個人帶著這樣的心態去參加考試,就像一頭牛去和別的牛爭斗,失去了角一樣。
          張穆在父親去世以后,曾隨了繼母李氏在倉場侍郎表舅莫寶齋家中讀書。當時,莫寶齋正對明代理學的研究感到興趣。張穆耳濡目染的盡是《明儒學案》一類的東西,不但看、不但聽,還把明儒的許多書作成抄本。須知明代的理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宋代理學的反對,而清朝的統治者還是崇尚朱熹的。一門心思地扎在明理學研究中,作為一個學者,則可;作為一個學生,則不可。倘若一個學生不是帶著朱熹的《四書集注》,而是帶著明理學的什么東西,去參加清朝的考試,哪有不南轅北轍的?大約程春海看出了張穆的這一弱點,才推心置腹地說出上面的一番話。如果張穆聽從了程春海的勸告,調整了自己的心態再去應試,那歷史也許就不會給我們一個學者張穆,而是給我們一個知縣張穆、知州張穆了。
          張穆參加了丁酉年的太原鄉試,結果又失敗了。這次太原鄉試的失敗,對張穆必仕思想的打擊是沉重的。他決心從此罷手,用他的話說,“士羞三戰怯。”
          此上是張穆人生戲劇的第二折。他抱著必仕的思想和信心,北上北京,西去太原,二試不中,絕仕的思想產生了。

        (三)
          張穆到太原參加鄉試,未中,曾在家鄉小住了一段時間,就匆匆于道光十八年(1838)五月趕到南方,給祁雋藻做幕僚去了。
          作為幕僚的張穆,跟隨祁雋藻在南方巡視學政期間,曾在南京城西的一座結構精好的佛寺里訪問了一位僧人。僧人在很好的廟里過著很好的日子。他和僧人談禪,發現對方對禪機了無所知。然而僧人一番“出世”乃是為了“謀生”的大道理引得張穆大笑。于是,張穆想到了自己的境況。他在《妙相禪林》的即景詩中,用極恢諧的筆調這樣寫道:“愧乏饔飧資,儒食常不飽。托缽與汝同,養福計獨巧。”這里張穆活用了杜甫《贈李白》“二年客東都,所歷厭機巧……”的詩意。此時的張穆,肯定是想到了杜甫晚年的困頓生活。張穆一生不是“養福”之人。按照他的性情,此刻他當然不會產生“出世”想法;倒是隱隱地,“入仕”的思想又抬起了頭來。
          道光十九年(1849)己亥,又是鄉試的年份。祁雋藻勸張穆回北京參加順天府的鄉試。盡管張穆說:“士羞三戰怯”,然而他還是去了。于是發生了那場科場公案。所謂張穆攜瓶酒入監,搜者不許,穆乃輒飲而揮其余瀝。監者怒,乃摭筆囊,中片紙有字一行,監者漫曰此懷挾也。送刑部,讞白其枉,然竟坐擯斥。
          張穆自南方回京之前,祁雋藻曾送了他五首詩,題為《海州五首送張石州入都》。詩中把張穆比作鳳凰,然而是一只不被人認識的鳳凰;勉勵他努力考下去,雖“焦尾亦不惜”。
          祁雋藻也同時收到了張穆給他和他六弟的一首長詩,題為《無賴南征柔牽北邁感懷述舊凡五百言留別春圃侍郎幼章太史》。張穆起程回京參加鄉試,一旦得中,仕途就算開通了,那時旅食的苦日子到頭了,飄流的生活也結束了。然而,詩中完全沒有躍躍欲試的那種感奮,第一聯劈頭就是:“旅食知何底,飄流齒發昏。”
          這首詩對研究張穆的絕仕思想至關重要,姑且節錄一些片斷在下面:
          “……低心研故紙,恃直瀝狂言。終信金能斷,全忘玉有璊。……”我自以為認真地做學問,坦誠地說出自己的意見,那文章一定受人賞識。全然想不到人家把我看作了一塊“璊”。就算我是“璊”,那璊也是玉的一種啊!竟是被人像普通石子那樣輕易地拋棄了。
          “……花留吳苑好,醴喜楚筵溫。賦分甘荒野,承家愧德門。……”我兩試不中,趕來南方參加您的幕府。作為一個貢士身份的人,我甘心如此。您動員我回京參加順天府的鄉試,我也答應了。我家庭對我的期望實在是很高的。
          “……李姚誠克子,王謝定賢孫。……”普通人家一門心思地讓自己的孩子去投考,未必得中;地位顯赫的人家的孩子,只怕一生下來就是好樣的呢。
          “……那無商瞿望,并斷阮修婚。金釜虛晨爨,巍裘付夕飧。凄涼對邱嫂,黽勉荷諸昆。病馬悲虞坂,荒雞悵曉暾。
          ……”其奈我已經沒有了像商瞿承傳孔子學統的愿望,只怕今后連自己的生活也顧不來了。早飯的鍋沒有魚。晚飯要賣了那襲鹴鳥的羽毛做成的裘才得到嘴。回到老家,二兄入葬,打開墓丘,早亡的二嫂已躺在那里了,看著我心里充滿凄涼。面對大哥、三哥還要互相勉勵一番。我是騎一匹病馬離開那個家的。那是一天的早上,整個山村的雞都在叫,叫得令人心碎。
          “……功名慳半芋,通塞付重閽。袞袞諸公貴,茫茫下士奔。學知荒魯淹,徑敢借文轅。……”這就是科考啊!功名慳吝得連半塊芋頭也不肯施舍給我。仕途的通與不通全看那一重重門坎的把守者了。考官們一言九鼎,我們做學子的只能隨著他們的思維去思維。我情知我的學識已超出了允許的范圍,卻還要拿考場那樣嚴肅的場合當成朋友間談論文章的沙龍呢。
          “……客久餐錢耗,情深舊譜惇。譽爭馳豹鼠,談屢墜昆侖。僅博侏儒飽,難諧世俗論。殘經護綿墜,漏室酌蟻痕。木雁憑相擇,鳧鷖自在亹。時聞次室嘯,天笑杞人捫。星本元枵朗,胸猶夢澤吞。土羞三戰怯,饋訝十漿繁。舉火重相待,梯云豈冀援。……”在北京待得時間長了,吃飯的錢都成問題,多虧了您的幫助。在文場上為爭名譽,如豹如鼠。無論大如豹、小如鼠,他們都想掄大的。我在生活上但求一飽而已,決不肯贊同他們的意見。經中應有之義得不到闡發,經便是殘經。要使經得以延續而不致墜落,應該從小處著手去解決它。我這樣做,不成材是一定的了。是會像不成材的樹,竟得保全呢?還是像成材的鵝,反遭宰殺呢?我非所愿問。我像一只水鳥隨著河流飛進了一條峽谷,兩岸壁立,我已沒有回頭的余地,只好一直地飛下去了。我聽到這條路上的失意者在長嘯。有人說我杞人憂天,別人笑我猶可說,為什么天地來笑我?我的心里像星星一樣明朗,胸中卻像吞得下整個夢澤湖,不知是什么滋味。我兩次參加考試,都失敗了。這第三次的參加考試,我真有些害怕。那種請客送禮的事實在太多了。我參加這第三次的考試,但憑學識,絕不希望得到任何人的幫助。
          “……洞牖搜契奧,榛蕪剔舊樊。應緣騰口說,早合慎兜踺。高木無凡鳥,坳堂起巨鯤。何曾譴楊政,況肯負劉琨。……”我從小處著手,去探求經的真諦和奧秘,由于除去榛木蕪草就難免越出樊籬。別人都這么說我,我要收束自己早就收束了,正不待今日。既然登上了高大的樹,就不作凡鳥,深山里小戶人家也會產生出色的人物。看看我的文章吧,我何曾把當今的政治比作隋朝的暴政,而加以抨擊的?我對大清的忠誠有如劉琨對晉的忠誠。
          張穆以他特有的直筆,和著血淚,寫成這首《無賴……》詩。洋洋灑灑“五百言”,把自己的學術思想——自己學術理想和科考制度的不相容,以及自己照自己理想走下去的決心,剖得盡透。感傷憤懣,溢乎言表;理通道達,字字深刻。“杞人憂天”,原是人們借天罵杞人的,卻被自稱“杞人”的張穆用來罵了天。一句“天笑杞人捫”,足當屈原的一篇《天問》、一部《離騷》。
          張穆帶著不肯再試的消極意念回北京參加鄉試,出“攜酒入監”的事并不奇怪。然而使他始料不及的是由“攜酒入監”又引發了“片紙行字”,這給了他作為一個飽學之士的自尊心以沉重的打擊。幾年以后,他在《試懷感舊六十韻為老友安丘王毋山先生壽》一詩中還說:“祝犁大淵獻,我冓文字屯”。顯然,他對“攜酒入監”的事略不經意,對那“片紙行字”的事卻還耿耿于懷,表現為名士風范。
          以上是張穆人生戲劇第三折。張穆由太原鄉試后的不肯再試,發展到順天鄉試后的斷然不肯再試,由“片紙行字”視作“懷挾”而“遭擯斥”帶來的憤怒,誠然是一個原因;但科舉制度對他的學術理想造成的壓制,乃是最根本的原因。

        (四)
        這時的張穆,應該回家去了吧?他不但沒有回家,還從那個臨時僦居的太原會館遷到了玄武門外,賃屋而居,刻苦地做起學問來。他為自己住所取了一個齋名,叫“ 齋”。
          《說文》: ,歸也,古人所謂反身修道曰歸。他要在北京的人海中做出類拔萃的學者、人無不知的名士。張穆的不回家,還有一個原因,那恐怕就是因為他無法回去面對二位兄長(二兄已去世)那由熱切而變得冷峻的目光。須知他對自己的家庭是抱有很深的愧疚的。
          張穆在京師住下來,漸漸成了一個名士。因為在京師,難免要在官場里走動,和官員們來往。盡管他和李白一樣,有著強烈的“平交王侯”的思想,但在心靈深處也還是隱隱地藏著一點不平。
          一個叫徐樹人的達官要到四川守土去了,臨行前,到山東太白樓一游,畫了幅畫,想請張穆這位名士為他題詩。張穆在《題徐樹人太守登太白樓圖即送作郡蜀中》一詩中,這樣寫道:“太白本蜀產,唐代子云徒。讀書康山時,被服儼文儒。天寶中年后,德荒庸臣驕。將布四方豺虎耽耽橫道旁,可憐白也空昂藏。奇氣何所發,悲歌與醇酒。月下花前千百杯,舉杯問天天箝口。一朝醉眼伐齊州,裘馬輕狂汗漫游。”是說李白在讀書的時候,也是衣冠肅整,儼然是—付正經讀書人的樣子,誰能說他將來不能做成一個名宦呢?只是生不逢時,只能做名士了。由于他的奇氣無可發泄,所以就化成了“悲歌與醇酒”。倘若月下花前,他舉酒問天,天給他一個答復,他也無須去做什么勞什子的“汗漫游”了。
          當然,張穆有張穆的機巧。他畢竟是在給“太守”寫詩啊。于是,筆鋒一轉又寫道:“山東豈因李白重,百尺翚飛太白樓。乃知名士重為人愛惜,亦如名宦所至為人悅。”詩最后以“名士例緣名宦顯,彰明更訪青蓮鄉”作結。
          徐樹人將赴四川任上,張穆送他一句:“更訪青蓮鄉”,算是祝賀吧,這在詩的寫法上也算得體。然而卻又說“名士例緣名宦顯”便覺有了一層苦澀。就這幅太白樓圖而言,徐樹人能請到張穆為他題詩,固然榮幸;張穆能應請為他題詩,不也是一種榮幸嗎?一為名宦,一為名士,究竟誰更榮幸些?各說各話吧。
          張穆到底沒有李白的豪放。在他“旅食京華二十載”的后十載里,驟然沉重起來的家累和名累、性情之累一齊襲來,達到了極點。他要為山西靈石縣的楊家編輯叢書,這大半是為了生計吧。他要不停地接待那些“躡屣納刺,載酒問奇”的人們。對他們的“著書或詩古文辭”,不問來人的名位如何,都一概“指疵頹口,齦齦辨,折角陷堅,不遺余力。”他必須向人們證實自己的才學。他要做幕僚所應做的一切,甚至為做官的朋友寫奏章。他必須向官場證實他的治才和膽識。他要為祖父出版《希音堂集》。他必須完成對家庭的承諾。他要完成自己的著作計劃。這是千古留名的最好形式。他自知對家庭負債很多。三哥捐官,他要資助;二哥、大哥、三哥相繼夭亡。他要接濟那三個殘破的家庭。
          以上是張穆人生戲劇的第四折。這個時期,家累、名累和性情累,在他身上變成了滿負荷的工作和無窮的經濟負擔。他太累了,真的太累了。以至于僅僅四十出頭的張穆,儼然已經是一個耄耋老人了。

        (五)
          他終于要學李白了。他曾寫信給三哥,說它日將事壯游,會迂道去看他。然而到底未能成行;他終于要學陶潛了。如果說大哥、二哥、三哥還活著,那是有家不能歸;現在三位哥哥都已去世,他是無家可歸了。平定張家的老宅陽泉山莊,元代曾是棲云道院。他于是在北京郊區昌平的雷橋選定了一個叫宜子阜的地方,那里在元代曾名棲云臺。他決定遷到那里去。即使不能回家,古地名上的這種巧合,也使他仿佛有了回家的感覺。而宜子阜的今地名,又可以使他對子女早殤、人丁不旺的家產生一種振興的希望。
          張穆勉力完成祖父《希音堂集》的出版工作,在看準了雷橋宜子阜這個地方,將遷未遷的道光二十九年(1839),他走到了自己生命的盡頭,年不及半百。
          就在張穆去世幾十年后的光緒年間,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也走到了自己的盡頭。
          以上是張穆人生戲劇的最后一折。張穆去世十年以后。祁雋藻在給他的《 齋文集》所作的序中,這樣評價他的一生:“夫以石州之才,百未一試,用微眚斥,終身不振。不及下壽,子又夭。其遇極古今之窮,誠可哀已。說者多以石州比柳子厚。其因擯斥而研精文學則同;然石州使氣忤。時貴乃君子之過,轉不獲如子厚之出守遠郡,得稍試于治民。其所遇不更酷哉!”
          平心而論,科舉制度實行了一千多年,乃是秦漢舉孝廉制度的一個進步。它對建立和維護封建道統曾起過舉足輕重的作用。當然,它也應隨著封建制度的走向沒落,而由另一種制度所代替。
          誅心而論,科舉本質上是舉官的,而不是舉士的,尤其不是舉名士的。士名一世,到底也只有歸去之一途。
          張穆生活在中國古代史和近代史交接的時期。西學東漸,列強入侵,打破了中國封建大一統的局面,使中國險些失去了獨立國的地位。張穆感知了時代的困惑,希望在經學的層面上下一番切實的功夫,在經濟之學的層面上著實做一番成績,而為科舉制度所不容,也是由那個特定的時代所決定的。
          一個具有新的思想的人,希望在舊的樊籬中求得申張是困難的。張穆兩試牛刀,三銼其鋒,終于不甘心而甘心地做了一名名士。家累、名累、性情累的牽累,又使得他不象傳統意義上的名士,倒像近代意義上的學者。他一生留下不少傳世之作,如《顧閻合譜》、《蒙古游牧記》、《延昌地形志》等,稱名于當時,既今還閃耀著學術的光輝。作為科舉制度下的學生,他是失敗了;作為古、近代之交的一名學者,他是成功的。

     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作者系陽泉市戲研室原主任、二級導演)

        附件下載

        相關推薦

        六度影院度影